沙飞 (1912年～1950年)，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1912年5月5日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里。幼年就读于广州，1936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6年10月拍摄发表鲁迅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及其葬礼的摄影作品，引起广泛震动。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分别在广州和桂林举办个人影展。抗战爆发后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并赴八路军115师采访刚刚结束的“平型关大捷”。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1950年3月因患“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石家庄和平医院枪杀为其治病的日本医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其死刑，被枪决，终年38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沙飞的家属对该案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再审。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其行为不能自控。 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撤消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
编辑本段沙飞与鲁迅
1950年3月4日，我的父亲——摄影家沙飞，在石家庄告别人世时，带走的唯一东西，就是他在1936年10 沙飞所拍白求恩遗容
月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其葬礼的十几张照片底片。 “将来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当文学家” 沙飞于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原名司徒传，祖籍广东开平。他在广州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他高小毕业后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同时还考入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他喜欢文学，爱读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 1926年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时年14岁。北伐前夜的广州，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少年沙飞深受影响，有了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有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他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他随军先后去了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北伐胜利后，他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驻扎了3年。5年的军旅生涯，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眼界。 1932年初，20岁的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他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喜欢看文学作品，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全看完了。他读得越多，对社会、对人生理解得越深刻。他思想活跃、敏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他与电台同事王辉相知、相恋到结合。他对她说，我将来要像鲁迅一样当文学家，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我也要呐喊；我喜欢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是鲁迅第一个把裴多菲介绍到中国。 一张照片改变人生 沙飞和妻子及朋友们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痛恨列强欺负中国、日本占领东北。他的朋友李桦、张望喜欢木刻，与鲁迅有联系，后者还亲聆过先生教诲。 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沙飞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他努力钻研。当他的目光转向社会底层时，他被穷人的苦难打动，开始拍摄富有人道主义的照片。他拍摄了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儿和疲于奔命的码头工人。 1935年6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加入上海黑白影社。 沙飞曾对司徒乔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乔也听说过。他对妻子也说过此事。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沙飞买了一本鲁迅亲自选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他最喜欢其中第20幅画《面包》。后来，他把这幅画带到战火纷飞的华北前线，一直挂在自己的房间。沙飞到万国公墓，他向先生做最后的告别。 两次个展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114幅，有关鲁迅先生的照片26幅。 沙飞于1937年1月初到达广西省会桂林。 《桂林日报》1937年1月18日发表沙飞的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 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 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共100幅作品，其中“纪念鲁迅先生”照片20张。在沙飞影展专刊《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照片下面，有他亲笔写的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对恶势力毫不妥协的伟大精神奋斗到底。沙飞1937年元旦”。影展专刊中有陈望道、千家驹、马宗融、李桦等写的文章。 影展时，沙飞把鲁迅的照片标价10万元。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先生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卖。先生说，那就写明“非卖品”。他采纳了。 沙飞的两次个展都引起轰动。当时有观众留言：“艺术探险”。 奔赴沙场 沙飞在桂林举办摄影展览闭幕后第10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照相机记录历史，是摄影记者的使命。 《广西日报》1937年8月15日刊登沙飞文章“摄影与救亡”，他写道：……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 1937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参加八路军。他用照相机拍摄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的照片；他拍摄了日寇暴行的照片；他拍摄了百团大战、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的照片；他拍摄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士、人民生产生活、青年踊跃参军的照片；他拍摄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国际友人参观与工作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战胜利后张家口工厂恢复生产的照片…… 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 1941年5月1日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沙飞发表文章《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及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 与鲁迅的照片底片生死相随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1949年12月，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1950年3月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当时，他未满38岁。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消原判决。 在沙飞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十几本《晋察冀画报》、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和鲁迅的照片底片。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拿到了北京华北画报社（即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他的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防潮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2000年7月20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发表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研究员蔡毅的文章《天国里飞舞着一粒沙——写在沙飞辞世五十年之际》：沙飞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和非难。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摄影发展历史的时候，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后人：沙飞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沙飞是中国革命军队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沙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沙飞和他的战友们拍摄和保存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完整的照片档案，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建立和发展了中国革命摄影队伍，………… 沙飞是遗憾的，他在自己最爱的事业上拼搏了仅仅十余年，那么多的理想和愿望还没有实现。沙飞又是幸运的，他的家人一直深爱他，他的战友一直思念着他。沙飞更是自豪的，他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中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他被后人称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在中国摄影史上，谁人受过这等评价，谁人受过这等赞誉，谁人受过这等爱戴，谁人受过这等怀念……沙飞受到了。
编辑本段铜像揭幕仪式
2004年5月20日沙飞诞辰92周年之际，在他去世的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沙飞铜像揭幕仪式。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北京军区战友报社、石家庄日报社等单位的代表，沙飞的老战友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等人，还有沙飞的5个子女及亲友参加了揭幕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