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昭
（１９１６— ）
郭文昭，通信工业技术专家。早年主持设计并参与试制了多种短波通信设备，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与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在转到我国通信工业领导机关工作后，参与规划并组织实施了许多技术发展项目，为我军通信装备的不断更新和我国通信工业的技术进步作出了贡献。
郭文昭，１９１６年１１月出生于河南省宁陵县郭双堂村。七天丧母，幸赖祖母抚养。八岁就读于本村小学。当时的河南，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童年的他常随家人外出避祸。他的家庭终遭匪徒洗劫而衰落。
１９３１年春，郭文昭入开封中州中学读书，一学期后转到天津南开中学读初二。１９３２年，他在暑假返家途中遭土匪绑架受重伤，身陷匪窟达四个月之久。获救后又染重病。停学半年后返校随原班读完中学。１９３６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电机系，攻读早就喜爱的无线电技术。“七七”事变后随校迁往长沙。
自幼饱受兵匪欺凌之苦并亲尝“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郭文昭，早就种下了忧国忧民之心。在中学时代，他就多次参加天津学生的爱国集会和游行活动；进入大学后，又受进步同学影响，抗日爱国思想更为明确。１９３７年冬，南京沦陷，他感到国难当头，读书无用，就和几位进步同学一起弃学前往陕西泾阳安吴堡，进入由共产党人冯文彬、胡乔木主持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不久到临潼跟随当时任县长的张锋伯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张锋伯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曾是南开中学教师。张任临潼县长时，积极动员群众筹组武装力量，以应开展游击战争之需，为此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１９３９年秋，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路线的重庆国民政府驻临潼军队借故扣押了张锋伯。当地正义人士积极营救，郭文昭亦为之四处奔走。张获释离开陕西后，感到失望的郭文昭遂赴昆明复学于西南联大。
１９４２年，郭文昭毕业于西南联大后进入重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属下的昆明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现国营南京无线电厂前身），从事无线电报话机的设计与制造工作。１９４５年秋，抗战胜利，他随工厂迁往南京，改称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南京厂，任副工程师和技术副科长。其间，先后亲手修理并设计了多种短波报话机和长波归航机等。
１９４８年冬，南京国民政府企图将该厂迁往台湾。工厂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搬迁的护厂斗争。对共产党早有极好印象和痛恨国民党祸国殃民的郭文昭遂也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列，主动接受并积极完成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交给的工作，在１９４９年春南京解放前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京解放后，郭文昭积极参加工厂的生产恢复工作。在他任主任的发射机车间，不仅修复了被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丢弃的大批废旧电台，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赶制了一批进军大西南急用的２０瓦发报机。他在这期间亲手设计的１５０瓦短波报话发射机和５００瓦发报机，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乃至５０年代中期的重要军用通信设备。１９５０—１９５４年他在担任南京无线电厂设计科科长期间，组织并直接参与设计试制的７１型电台和７５１２型接收机等重要短波无线电通信设备，均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国防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５４年７月，他被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从此一直在国家主管电子工业的领导机关工作，主要是负责全国通信和导航设备制造厂的新产品开发方面的规划和技术管理工作。先后担任过十局副处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通信局技术处处长、通信导航局局长，电子工业部通信广播电视工业管理局顾问等职务。几十年来电子工业中有关通信技术发展的一些重要部署，他都参与了决策和组织实施工作。其间还参与了许多重要通信产品的方案论证、技术协调、技术攻关和技术引进工作。即使在１９８６年离休之后，他仍然关心我国通信技术的发展，并积极参加中国电子学会、中国通信学会和电子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活动，包括担任《中国电子工业史·通信册》的主编。曾先后被推举为中国通信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及荣誉会员，电子工业通信科技委主任，电子部科技委委员，中国电子学会会士。
为新中国设计、试制无线电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无线电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而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却大量需要新的无线电通信装备。这一任务就落到当时仅有的几个破败不堪的无线电工厂的肩上。南京无线电厂就是其中之一。该厂刚被接管时全厂仅剩１３０多人，生产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当时被任命为发射机车间主任的郭文昭，不仅率领全车间人员很快恢复了生产，修复了许多废旧的电台，还赶制了多种发射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任该厂设计科科长，领导试制了国家急需的很多无线电设备。截至１９５４年他调离工厂时，经他亲自参与和组织设计的产品就有十多种。其中，他花力气最大的是１５０瓦短波报话发射机和２瓦短波电台。
１５０瓦短波报话发射机是他任第四车间主任时依下达的紧急军品任务而亲手设计的。这一产品也称９１型电台，在抗美援朝时作为远程通信的主要设备受到志愿军通信人员的高度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仍曾大批量生产，在军、民通信中得到广泛应用。
２瓦短波电台也称７１型电台，虽然郭文昭不是该产品的主持设计师，但作为设计科科长，他在设计试制过程中不仅起了技术上的组织领导作用，而且亲自参加了方案的选择、论证、电路试验、结构确定、零部件制造等每一个环节的实际工作，为这一产品的问世付出了大量心血。其中，对战术电台的可靠使用甚为重要的防潮问题，曾是工厂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他提出了机壳密封和机内加防潮剂的解决方案，并组织力量试制出了防潮剂，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随后的样机试验中曾发现电台的通信距离不够，这关系到试制任务的成败。正在大家为此焦急之时，由于他提出了在鞭状天线中部“加感”的措施，顺利的攻克了这一难关；后来此电台在生产中又出现频率不稳的问题，他又提出用双金属片进行补偿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这个属于我军的第一代携带式短波战术电台，不仅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南京无线电厂早期的迅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