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朱其清
注: 朱其清先生是我国电机科技和工业界早期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特别对我国无线电广播事业，他是主要的始创者和组织者。同时,他自己还是一个活跃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真正的爱国者;抗日战争时期,他一面任职“资源委员会”电气室主任，领导全国电子,电气工业建设，同时还兼职担任了无线电”战时服务团”的副团长,组织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为抗战效力。后来,朱其清先生考虑到需要把战时服务团成员特殊限制取消，扩大到全部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范围。参考美国ARRL的经验，建议改变隶属关系，成立一个民间团体,改名称为“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C.A.R.L.”;批准成立后，他名义上是副会长,但实际上是会长。CARL是全世界正式承认的我国HAM 组织,一直活动到解放后1950年底。朱其清先生对我国经济建设贡献巨大,但在思想改造，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遭遇不白之冤,受迫害而死。虽然打倒四人帮后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但广大年轻火腿群众对他的事绩知之甚少。本文作者朱湘是他的女儿,多年来通过自己和家人的回忆,保留的文字图片资料,还收集了国内外有关材料,并且走访了一些目前还健在的其清先生生前的同事朋友.充实和核对了一些事项详情;以有关无线电活动方面为重点，最后写成此文，想必为广大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所乐见。下面是作者原文：
朱其清（XU4KT ）先生（1898年5月——1973年2月）
怀念我的父亲朱其清
朱 湘
2013年2月16日是我的父亲朱其清先生逝世40周年的忌日。他是我国无线电发展史上不能不提的先驱者、早期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再过三个月,就到了他诞生115周年纪念日.回顾他艰辛奋斗的前半世和历尽苦难的后半世,实令人感叹.谨以此文寄我思念.
朱其清1898年5月出生，上海人。由于早年丧父，靠比他年长四岁的、在上海新闻报馆和电报局翻译电码的兄长，日夜兼职两份工作的微薄收入，供奉一家人生活。由于生活的贫困，激励他自幼发愤读书：他必需永远保持第一名，才能拿到最高奖学金，从而确保自己能持续升向高一年级去继续求学。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小到大不懈地努力，他终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优异成绩毕业,并于1919年获交通部公费派出国深造，时年二十一岁。出洋到美国入斯坦福大学攻读无线电学,获博士学位；接着又到英国马可尼工厂实习工作。为了报效祖国，他拒绝了美国学校和英国马可尼工厂的挽留，1922年毅然回国，从此开始了他在我国无线电事业上艰辛前行的历史。
回国以后,他参加了由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公派留学生组织的我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这个组织在当时起了类似于后来的”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的作用：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出版科学刊物,组织各种科学团体,建立科学研究试验机构,其成员都是国内著名科技专家. 那时,无线电通信技术刚传入中国,设备,技术和通信机构全部为洋人所掌握.直到1924年7月10日，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开会，朱其清先生试验用自己制造中国首台无线电话机,当场成功实现了南京与上海间的通话：方子卫在上海用无线电话向南京中国科学社作题为《无线电的趋势与用途》的演讲。此次试验结果良好。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首台无线电话机的建成，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讯技术的局面。这也是朱其清先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成就．
公元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无线电事业刚刚起步，无线电收音机是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的一门新技术、新产品。当时以电子管收音机为代表的设备，成了上至国家政要，下至普通百姓都极其喜欢的产品。为了发展这门新兴技术，朱其清在1925年第3、4、……等期上海的”科学”杂志上多次发表了相关文章；另外还在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无线电报及无线电话》一书。这一些文章、著作对这门新兴技术在当时的发展起到了推广、普及的积极作用。1922年他从国外回国后，详细介绍了国外办广播的经验和方法，阐释我国发展广播的必要性。他突破了封建学者僵化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从广播与社会的关系上探寻出路。他预言广播“将取新闻纸类、留声机等而代之，亦意中事也”.他提出广播兴起的“四要素”，对广播技术、广播内容、收音机制造销售和政府管理等提出诸多看法。“四要素”虽说还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但在当时我国广播事业尚处于发展初期来看，不能不说具有远见。
据北平世界日報（1926-05-24北平）报道：孙传芳曾委托朱其清在南京鼓楼筹建无线电台；当年朱其清也曾为上海吴淞口等处架设了电台。
1927年10月,朱其清为了发展我国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民族工业，伙同留英学者陶胜伯和南洋公学教授张廷金等人集资创办了三极锐电公司，该公司为我国最早期的无线电公司之一。和上海电机制造厂，大华无线电公司（曹仲渊开设）以及陶胜伯开设的中华无线电研究社制造厂均是国内最早期从事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单位，产品多为海岸电台和海上船舶服务。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寻求短时间内迅速充实国力，发展经济，建设能胜任抗日战争需要的军事力量。1932年5月，欧美留学归国的著名学者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知识界著名人士提出了具体建议，经蒋研究同意，并决定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11月，在蒋亲任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领导下，秘密地（为防止日本知道起见）组建了这个委员会，其宗旨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对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推荐翁文灏博士担任秘书长，接着又确定钱昌照博士担任副秘书长。在翁文灏“科学家与政府在中国面临挑战时携起手来，为政府能履行其责任提供帮助”的呼吁感召下，曾昭抡、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等40多位杰出的留学归国学者、科学家应聘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朱其清作为无线电专家也被聘任为委员。1935年以后，国民党对军事机构进行大的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从参谋总部改属军事委员会领导，工作的内容就从原来的参谋性质转变为一个工业建设机构。1935年12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珠江路水晶台(今944号院内)建立电气研究室，朱其清任主任。室内设有电话、电线、电瓷和电子管4个研制小组。其中电子管组于1936年5月，利用国外材料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只电子管——三极收讯放大管(30号)和小功率发射管(210号)，用在国内中程通信设备上。以后，电气研究室还与美国爱斯牌真空管制造厂签定了合同。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中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抗日情绪高涨。为使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技术能更好地贡献于抗日救国的大业，“中华业余无线电社（CRC）”社长赵振德等人召集了沪杭两地的部分CRC社员、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大中专学生，8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同学会举行大会，强烈要求建立抗日无线电技术人员组织参加抗日救亡。10月份张宗汲先生XU8RK，赴南京报考航校时，赵振德委托他通过朱其清的引见，向当时的军委第六部部长面呈大会“ 请愿书”和与会者的“志愿书”，汇报了大家抗日救亡的决心，很快就得到批准。1937年10月10日，“军事委员会业余无线电人员战时服务团”(简称“战时服务团”)在南京成立，委任徐恩曾为团长，朱其清为副团长；张宗汲任总干事。因徐恩曾实际上仅担任政治名义，业务上由朱其清完全负责。但又因为朱其清在资源委员会工作责任很重，故把张宗汲也调入资源委员会电气室，专门帮助朱处理“战时服务团”的事务。“战时服务团”下设通讯宣传股、侦察股、制造研究股、训练补充股四股。隶属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但作为群众团体向国民政府社会部立案登记，并获批准。从此旧中国的业余无线电组织取得了合法地位，业余无线电台得以公开活动。随着国共合作，军委第六部又撤销并入军委政治部，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领导各抗日民众团体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战时服务团”随之改为隶属政治部。1939年《QSL业余无线电》在长沙复刊，成为“战时服务团”的团刊。战时服务团团员们，不怕伤残牺牲，不畏艰险困苦，不为名利，在极其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 ，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为抗日作出了很大贡献。战时服务团通过XU0A总台，要求并指导全国各地的一些业余无线电台，参加和配合战时服务团从事抗日救国的通信。此后全国的一些业余无线电台，即使因战事的关系当时无法入团，但他们在极其困苦和险恶的条件下，想方设法也和战时服务团的业余无线电台一样，先后陆续参加了前后方的抗日通信工作，他们为抗日战争同样做了许多工作，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献出了力量。
1938年7月，朱其清亲自将20部由旧收音机改装的收、发讯机，托到长沙作敌后游击区见闻报告的美国女记者史沫莱特代转给八路军。 1940年3月底，“战时服务团”在册团员人数共有161人。 1940年4月，汪精卫的汪伪政府正式登台，汪精卫准备发表广播演说。“战时服务团”针锋相对地对其实施了干扰。战时服务团的工作，的确是成绩非常卓越的，因此1940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对“战时服务团”工作，特传令嘉奖。当局的一些要人也甚为满意，改变了看法，对业余无线电活动不再因疑虑而严加限制，从此使我国的业余无线电通信，得以正式公开活动。
1940年，借军委政治部改组之机，朱其清考虑到参考美国ARRL的经验,最好把“战时服务团”扩大到全部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范围,建议改变隶属关系，变成一个民间团体,改名称为“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 CARL.”。 由原来分别任正、副团长的徐恩曾、朱其清改为正、副会长，作为群众团体向国民政府社会部立案登记，并获批准。于是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之名正式启用，隶属关系也随之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领导而转为社会部领导，协会总部仍在重庆，其他一切照旧，办事处就设在朱先生的家里，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为了让全国HAM有个聚在一起互相了解情况、交流经验的机会，朱其清想到了利用大家拥有电台的有利条件，可以克服地理阻隔，采取空中聚会的方法。1940年5月5日，朱其清在重庆红槽坊中国无线电协会（CARL）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性的空中年会。主会场就设在那里，参加的有成都、昆明、桂林、重庆等地的业余电台。在这次年会上，大家一致通过该日为“中国业余无线电节”。
对于为什么我们的节日定在五月五日？朱其清说：“中国有个五月五日的端午节，那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我们把这一日作为自己的节日，是有广泛意义的，每当人们相遇时，总是握手致意，表示欢迎和友好。世界各国都不例外，因双手均为五指，那就用5+5=55表示了。我们赋予友好、互助、团结的新意和爱国的要求。我们首先采用55作为纪念节日，由于国情关系，就更具有双重意义。”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在空中QSO，特别是和国外HAM作DX通联时，通联结束时也都会说“美好的73送给您！”这都和55+73相一致的。
自1940年开始第一届空中年会后，朱其清每年5月5日都主持举办一次空中年会。有时还同时举办业余无线电展览。这在相关的网络上已有许多的介绍了这里就不赘述。
1943年朱其清的家从重庆沙坪坝红槽房搬到小龙坎，业余无线电协会的办事处也跟着一起搬迁他家里的楼下。办事处里面就有他研制的、一个会走路的小机器人 ，在当时那是何等的新鲜啊，实在是太稀罕了！相信凡是去办事处看到过机器人的，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办事处还开办了收发报学习班，当时笔者的哥哥11岁，晚上放学回家后也跟着学。记得教员的名字叫沈虎（他也是会员）。他后来一直跟着朱其清到南京。大概相当于协会办事处秘书的角色吧。因为CARL总会的办公室和电台一直都设在我们家里，对外联系、收发文件、公函、会员证书等的事自然少不了，我母亲夏芬远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编外的办事员了。她原是燕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为了相夫教子，她辞去了工作。所以我父亲的这业余无线电协会副会长的工作，有一半是母亲在幕后支持的。
1943年朱其在重庆市小龙坎简陋的家的院子里，由“战时服务团”改名为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的办事处也设在这里。
1946年5月5日，第七届业余无线电节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届空中年会盛况空前，总会会场设在上海震旦大学礼堂，5月7日至12日在此举行的无线电展览会参观者突破万人。
1947年5月5日，第八届五·五空中年会总部会场设在南京。全国13地参加者共有1159人。这第八届年会是建国前业余无线电界举办的最后一届年会，也是盛况空前的值得纪念的空中年会。
1948年5月1日至5日，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与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合作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电信展览会”，成为CARL历史上一次规模很大且很成功的活动。
电信展览会全体工作人员在交通大学会场门前合影，中坐为朱其清
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还为同时期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提供了通信服务。
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说：五五业余无线电节是“战时服务团”留给后代HAM的一份值得纪念的宝贵遗产。
在抗战的1942年朱其清还以会长身份从重庆来到兰州，参加在兰州召开的秋季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
1945年6月6日，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因战时交通困难，召集不便，经和CARL协商，利用业余电台通讯网召开了首次空中年会，与各地会晤，效果也甚佳，深得社会当局好评。
1945年10月1日，作为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会刊的《無綫電世界》在重庆创刊，朱其清在这刊物里也注入了好多心血。
抗战胜利后，朱其清跟随资源委员会回到南京。所居住的南京梅园新村40号的房子是他亲自设计建造的，1935年朱先生的家由上海迁至南京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抗战开始后，家里跟随资源委员会辗转迁移长沙、桂林、重庆。抗战胜利后又重新回到这里。他仍然在资源委员会任技术室专门委员兼电气研究室主任。同时一直担当着中国业余无线协会全国总会副会长的职务。CARL 的办事处也由重庆迁到了南京，办事处仍然设在他的家裡，一直到解放前夕。办事处的各项工作都在此进行，业余无线电协会会员执照也由他签发。当时会员已达5千余人之多。不过有收发报电台的甲等会员当时也不过大约200人左右。
南京梅园新村40号他家里一楼是办事处，一、二楼之间有一间朝东的房间为朱其清的无线电台工作室。他就在这里与国内外的HAM 呼叫联系。特别提一笔：关于空中呼号：英国用 G，美国用 W，而我們原用 XU。日本投降后，我們既已变成四強之一，广大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呼吁；我们也应该和其他大国一样，有单字首的呼号。于是CARL决定从1946 年 1 月 1 日起废除 "XU"，改用 "C" 字为呼号首。
朱其清1948年在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全国总会电台前的工作照。（办事处设立在南京梅园新村40号他自己家里的一楼，他的工作室在二楼）
这段时期由于周恩来的南京办事处就在我们家的隔壁，所以朱其清跟共产党也有一些联系：听他自己说，为避开南京政府的耳目，他曾经亲自开车送一些有需要离开南京的共产党员出城。但后来在文革中，据说被帮助的同志中有人是“叛徒”，他曾帮助过“叛徒”也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了，因而在文革初他突然秘密被捕入狱。（文革结束后才知道这是四人帮当时陷害四机部长王峥同志，使他受株连的冤案。）
朱其清于1947秋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外围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在美国大西洋城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ITU)大会，并在其中第八工作组参与工作。同时作为（CARL)的代表，列席ITU大会。六十六年前，在他到达浩瀚的太平洋彼岸的大西洋城后，当地晚上八点打越洋电话到家里，此时南京家里正好是早上八点，对于当时电话不普及、时差概念也不清晰的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又该是多么新奇、多么令人兴奋的情景啊！笔者就是曾经接听电话的、他的年仅九岁的小女儿，虽然时间流逝了66年，但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次去美国，他还应国际民间组织——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IARU)总干事K.B.Warner先生之邀，访问了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就是这次在美国IARU的总部，朱其清促成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CARL）加入IARU。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IARU)以23票对0票正式通过，从此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CARL）成为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IARU)会员。
在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内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频频失利，便提出要加强对外无线电通信的管制，对业余电台大加限制或是压缩。他受到的压力也很大，拼命设法抵制，却不能为广大火腿们理解，着实受到了不小的委屈。如美国业余无线电界人士捐献的一批器材被卡在海关不放，还因此引起国内火腿们对他产生了一点误解和不满。
1948年9月19日，就在各地被通令停止业余无线电活动之际，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CARL）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召开了一次题为“如何发展中国无线电事业”座谈会，而内容之一就是“业余无线电对国家有何贡献，在我国应否提倡？”
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座谈会签到表（该签到名单的页眉日期、地点等皆为朱其清的亲笔）
会议讨论大纲及问题如下：
一、无线电人才之训练与培养； 二、无线电器材之自制与改进； 三、广播事业之发展途径； 四、无线电通讯之建设与管制； 五、无线电出版事业之推广； 六、无线电工程师学会之组织； 七、业余无线电对国家有何贡献？在我国应否提倡？ 八、对于超短波园地应如何开拓？吾人对最新发展应如何迎头赶上？
九、 其他意见或建议。
对以上议题，到会者发言踊跃，各抒己见，最后朱其清主席归纳大家的意见为：
一，我们这个座谈会，实有继续举行的价值，将来且有加以分组的必要，如广播小组，业余小组，电子管小组，…….等。
二，中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有从速加以成立的必要。
三，中国无线电制造工业，基础尚未建立，今后对于零件之制造，应特别重视。
四，广播收音机在中国，应选定程式比较简单者，采用大量生产之方法，以减轻其成本，俾适合国民经济能力，使能普遍置用，其无市电之区域，则宜采用手摇发电机作电源之广播收音机，又广播电台之电力，宜尽量增大，广播节目，并应尽量采用转播方式。
五，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主编之“无线电世界”，应设法使之继续出版，并宜出若干专号，下一期似可以编刊“广播收音机”专号。
六，业余活动及应提倡，人才训练，应予注意。
七，无线电管制问题，还有加以检讨的必要，统一管制机构，必不可少。
八，无线电技术日新月异，研究室之设立，刻不容缓，否则难期进步。
开会期间还合影留念。南京的活动直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前夕，他家迁至上海才告结束。
解放前夕，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当局希望他携全家去台湾。但是他对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很为不满，完全失望，虽经再三动员，他还是毅然拒绝跟当时的资源委员会迁到台湾去，一直留在上海等待解放。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他后半辈子的人生，也影响了他的四个子女的一辈子。笔者清楚的记得：1979年夏天，作为朱其清后代的我们兄妹几人，到北京中关村去接受中科院对他的平反决定时，当时接待我们的一位同志（不记得他的姓名了）就直爽地对我们说：“你们父亲解放前夕如果去了台湾，现在回来就是座上宾了，他当时绝没想到，留下来会成了阶下囚。”的确如此！但谁又能料到人生的未来呢？历史不可能重来。但却可以回顾，虽然有时会很痛苦，但目的只为还其本来真实的面目；总结经验教训，更为教育后人，学习先辈的爱国精神，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踏步的地前行！
记得上海刚解放时，他还收到过陈毅市长送到家里去的一袋大米。朱其清也立即被邀请参加了华东军管会电讯处，被聘为顾问，并参与了上海市电信局和市广播电台的接收工作。49年秋,上海的一些 HAM 曾筹备恢复业余活动、在沪的业余电台还开过一次会，共同写了一份给军管会的书面报告，阐明业余电台的意义和作用，请求在恰当时候重新开放业余电台活动。这份报告也得到了他的支持。由朱其清交给军管会，上面有几十个在沪业余电台的签名。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急需各种科技人才。1950年他又被东北招聘团聘请往长春——东北科学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规模很大，原为日本在东北地区所设的“大陆科学院”。 1952年由中国科学院接管，改名为“长春综合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发展建立许多技术科学研究机构的基础。
由于多年战乱，当时长春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他没贪恋大上海繁华、安逸的生活，还是毅然决然地响应新中国的召唤，到艰苦的东北去工作。以他立即毫不犹豫地于1950年春就应邀前往了。
1951年长春市城市受战争的破坏，他接家人到长春安家，交通工具还用马车呢。
刚到长春东北科学研究所时，朱其清一开始还很受组织重用，任电机研究室主任，拿着每月500元的高薪（当时一般大学毕业生也就30一40元左右），觉得自己拿多了，主动要求减薪，还把自己的工资拿出部分来，作为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基金。但好景不长，52年开展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对于自己历史上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关系方面认识不够，交代不清，一直未能通过而受到处分；被撤去电机研究室主任职务，改任图书馆馆长。所里任命王传善为电机研究室代主任。王也是老火腿（C1SS），曾任CARL交通大学分会会长，和朱其清从46年起就相识，49年解放初还都曾帮助上海军管会做过工作。当时在研究所里，他是所长直接领导下的业务秘书之一，分工联系管理电机，机械，矿冶，土木建筑等四个研究室。他代理朱其清电机研究室主任职务后，就完全下到研究室做科研工作，还经常去图书馆找朱，向他征求研究工作的意见。朱也非常主动地向他介绍收集到的国外技术资料。互相配合得非常好。此外他们还时常谈论回顾起CARL过去的事情。两人关系十分融洽。
1954年夏天，组织安排老专家朱其清携妻、儿、女四人，到中国科学院北戴河疗养所去疗养半个月，据说当时郭沫若一家人刚结束疗养，眷属就住在他们腾出来的一楼房间里，朱其清住二楼，照片为他在二楼阳台上看书。
北戴河疗养所门口;最左边一位姓过，我们称呼他为过伯伯。也是科学院来疗养的专家学者。
1954年，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进行改组，分割成好几个研究所；原电机研究室和机械研究室脱离出来成立一个新的“长春机械电机研究所”，并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朱其清继续任馆长。我们家搬迁到老所的北部宿舍，正好和王传善是一墙相隔的邻居。到1956年底，因国家要实现12年科学规划，王被科学院调到北京，筹建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并参加科学院赴苏联考察团，考察苏联在原子能，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等新学科的研究机构和计划进展。这次分别后，朱王两人就未能再次晤面。
1957反右运动期间：他对于当时中央提出要十二年赶超英国的号召加以评论，他说：“如果没有机电自动化等科技和经济物质基础大力发展，这种赶超是不可能的，就是空话、大话！”他说的虽是真话，但在当时却成了他获得右派帽子的理由。再度被降职。虽是被撤了馆长职务，他仍然努力工作，凭借自己在科学技术知识上的丰厚功底，当时就意识到了利用太阳能和风能能源的重要。认为要向强国富民挺进，就一定要从根本上重视能源问题。借他在图书馆工作之便，年过半百的他却开始学习从未接触过的俄语，并利用所有的休息时间，克服了眼睛高度近视的困难，夜以继日地翻译了两本关于利用风力发电和日光暖水装置的俄语书籍（见上海图书馆目录）。这种提倡使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绿色、环保能源的观点，今天终于被人们真正重视了。而他老人家却能在五十多年前就意识到，并且翻译出版了相关书籍！这不得不令我们感慨他在前沿科技上的远见卓识和一片赤子之心！只可惜没有给他用武之地就陨落了。
反右斗争后，1958年科学院全国院所调整，长春机械电机研究所的电机部分搬到北京，改建为“科学院北京电工研究所”，他也来北京工作。1960年初突然被中科院开除，送回到原籍地——上海接受监督改造。文化大革命中突然被捕入狱。1973年2月去世。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他的子女就着手申诉为他平反，想搞明白过去了的二十多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由来。终于在1979年，家属才搞明白自反右斗争后他的坎坷、不幸经历的来龙去脉：
关于右派：1979年3月中科院长春机电所复查结论：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
关于历史反革命：1979年11月长春机电所摘帽工作小组复查决定：“朱其清纯属因右派联系到历史问题被定为反革命份子，并受到刑事处分的，由于右派已改正，对反革命分子的论处刑事处分也应予撤销。”
接着1979年12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79）刑字第89号再审判决书：撤销了60年的73号判决，不予刑事处分。
1980年4月17日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对朱其清宣告无罪。
1980年8月1日中科院电工所党委才正式给出如下改正决定：
撤销1960年2月12日对朱其清开除公职的决定和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起诉报告，恢复名誉、消除政治影响。
上海市公安局1980年9月17日以沪公予发（80）字第257号厘清了我父亲文化大革命中被拘留“纯属由于林彪四人帮为了陷害原四机部长王铮同志受株连，是错案予以平反”。
1981年10月6日，科学院党组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最后书面结论，确认对其已经平反结案，给出了“朱其清同志，热爱祖国，一生从事无线电和研究工作，对我国无线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的客观评价。
2013年3月19日上午，笔者专程到北京中关村访问了86岁高龄的王传善先生。他给了笔者一些参考资料，并且说出了自己对我父亲总的看法：“其清先生是科技界的老前辈，学识丰富而为人忠厚。他比我年长近30岁，我一直对他很尊敬；但他对我丝毫没有一点架子，完全像同辈朋友那样无话不谈，相互交心。他毫无私心，只想学以报国。他完全不懂政治，也不想问政治，只要能抗日，国民党或共产党他不分亲疏。解放前他拒绝去台湾，只是因为他看到了国民党官员的腐败专制；选择留下，也只是看到当时共产党干部比较廉洁爱民；良鸟择株而栖。这本是千万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愿望。没有想到解放后一连串不断的政治运动，把他们全都淹没在阶级斗争大潮里。那是国家巨大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啊！要是像其清先生那批人能够产生在改革开放后的时代，有多好呀！“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父亲他一辈子的信念就是要爱国、与世无争、报效国家。但他却根本不懂得、也不关心政治。自被错划成右派后，一系列冤、错案被接连扣在了头上，从此就一棍子被打翻在地，再也没有给他爬起来的机会，当然也就永远失去了施展才华、发挥能力和报效国家的机会。直到他死后多年，他的冤错案才得以昭雪。往事已矣，但愿历史不再重演，国家经济不断发展，政治不断进步；让先贤们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