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赫伯特·雅德礼 著 巩予炎 罗荔丹 译
《民国密码战 ——美国破译之父在华历险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５月第一版
1938年11月来到陌生的中国
自从我出版了《美国密室》后，我在东方已上了黑名单，因为书中对日本密码做了揭露。请我筹建“中国密室”的中国当局，只好将我偷偷运进中国。经过两个多月的旅程，我到达了重庆。
我在戴笠公馆的三楼住下来。这套公寓里冷得刺骨，我的窗外是一个黑暗、拥挤、浓雾弥漫的城市，住着一百万黄种人，他们行为奇异，内心想法无法为我所知。没有任何来自“刀斧手”——戴笠的消息，他因为一些神秘的任务消失了。我没有学生，也没有截获的密码要破译。
不久我们搬迁到曾是重庆市市长的公馆里，有二十多个房间，戴传话说公馆将成为我的工作场所，也供学生们居住。据林翻译说，我的学生们正从长沙坐着卡车朝重庆奔来。昨天我收到“刀斧手”的一封无线电报，看来“中国密室”要成为现实了。
我们给军统最高领导起了代号：“刀斧手”是一号，我的上司是“二号”。
“二号”是个将军，我告诉他我需要哪些无线电设备，用来截收日本人的电报，需要方向探测器追踪敌台，另外还有每日战况汇报等等。“二号”从汉口带来了一些从日本俘虏身上查获的文件，我知道日俘的翻译更有价值，于是要求把因这些文件而被捕的日本人带到重庆来，林翻译转告将军的回答：那是不可能的，所有俘虏都被枪毙了。
1939年2月破译日谍密码
我每天给三十个学员上一堂破译密码的课，但是我怀疑两个翻译自己都听不明白，还要向说八种方言的学员们转述清楚，不是容易事。
上课之外我研究截获的一系列莫尔斯码报文。这些电报从重庆发出，发送时间很规律，早上6点、中午12点、晚上6点。把每次报文顺序排列，相似之处非常明显。而在48个日文假名中，只有10个被用到，我猜测这10个假名一定代表数字，我把截获的所有代码转换成数字后，发现每组报文打头的数字都是027，并且这些报文长度都一样，经验告诉我，它们应该是气象信息。
在分析八份报文中，其他的第三组都是459，第六份的第三组数字却是401。重庆下了几天小雨，459如果指下雨，“401难道是天晴的意思吗？”我突然茅塞顿开。马上报告“二号”，“将军，重庆今天下午会遭到空袭。”恰在此时，悬崖下边传来紧急预警的汽笛声，而之前日本轰炸机为了避开重庆的雾，都是经过我们北面去成都轰炸。
这一次炸死了两百多人。我的推测应验后，声望更加确立。但是怎样抓获那个发报人呢？我们只有很少量的无线电设备。
随着春天晴朗的天空到来，意味着日本轰炸机将要出现在我们头顶。我们竭尽全力寻找每天给汉口发气象电报的间谍，无线电密码依旧不断截获，我从中推算出了他的编码方式，并确定他在南岸。
使用我的航空定位仪，范围缩小到南温泉附近。搜索人员包围了一间山坡上的小木屋。我到达时正赶上中午12点发报时间，我的仪器读数定位直指小木屋。我站起身，表示收网，尽管下令不要开枪，卫兵还是开火了，电报没发完就中断了。日本间谍被抓获，我突然想到，我们可以冒充间谍继续发报，通报云层很低，日本轰炸机就不会来了。最好是让俘虏来发，对方更不会怀疑。可是等我赶到关押地点，朝着将军大喊时，一声枪响，犯人半边脑袋已经给轰掉了。
1939年5月敌机轰炸重庆
我们一直冒充间谍每天三次向汉口发报，总是说天气很差。每天日本战机都会飞越重庆，有一天，一架中国战斗机在我住的后院坠毁。飞行员以为自己被日机盯上便扔下同机的枪手不管，独自弃机跳伞逃生了，人们正在掘地三尺把枪手挖出来。
但汉口的日本人并没有被我们蒙住多久，似乎又空投了新的间谍，我们开始在无规律的时间段里，截获到加密的无线电报。这给确定发报者的位置带来很大困难，因为不知道发报时间就无法把探测工具放置到位。而这些费尽心机拍发的密电很快给重庆带来了灾难。
5月4日下午，日本27架轰炸机袭击重庆，引发大火。第二天，整个重庆更是形同地狱。
从无线电中我们事先就得知日本轰炸机群正在逼近四川，但无法确定他们的具体目标。5月5日，日机所经之处播撒出一串发亮的死亡种子，蘑菇状的烟尘喷泉般涌向天空，大地在我们脚下晃动，地面上碎片呈柱状腾起。而中方的战机无一架迎敌起飞，并且日机躲过了中方观察哨，古城墙内方圆五英里一百万人，没有躲进防空洞，被炸了个措手不及。是不是有人叛国通敌？
我和翻译站在一起，被炸后的残酷和壮烈场面震住，没有人说得出话来。找到主路时，遍地死伤。一个老人坐在街沿上，呻吟嘟囔，上衣胸前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他在说什么？”我问林。“他说想回家。”老人挣扎着站起来，我这才看清，他的左胸整个炸开了，跳动的心脏清晰可见。他走了一步，就一头栽倒死了。
一个叫乔治的英国人，表面上是我的朋友，但我怀疑他为日本人做事。这一次轰炸中他的房子没事，但周边建筑全部倒塌。我想利用这个纯粹巧合，设计赶走乔治，便让学生们去对那个区的乞丐头目说，乔治可能是间谍，因为他的房子被留下了。这话很快传开，我去看望乔治，他正在收拾东西并感谢我大轰炸那天帮他灭火。“我要到上海去了，这帮愚蠢的人说我是日本间谍，无论我到哪里，人人朝我吐口水。”我笑了，并赞同他离开重庆是个好主意。
1939年7月破译独臂匪密码
我们这些在“中国密室”工作的人，早就怀疑一个外号“独臂匪”的人，是本地叛国者头目。他公开使用炮兵师的一部无线电，通过密码电文与他的上海朋友交流。戴笠命令我集中精力破解这些密码，但至今没有成功。我曾经破译了一些将军的加密电报，暴露了他们的叛国行为，政府对这批汉奸进行了清洗。可是我无法破解独臂匪的密码，他的电报里一组组四位数字，每天都在变。
有趣的是，在中国，最简单的中文电报都必须用代码来发送，因为中文无法拆解成字母。电报代码书字典随处可见，在全世界发行并被中国人普遍使用。我相信独臂匪也用这本代码，但他把组合打乱了。比如他报文第一组数字可能是9345，但他改成了1748，这样我们查电码书1748时，它们所代表的中文字毫无意义了。他的电报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一组总是由五个字母组成，比如miteo等。我每天晚上冥思苦想，那些字母深深刻在我脑海中，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研究它们。
我接收到无数页材料，如6月1日至6月15日之间的电文，6月11日发送的字母是：ewwee，假如我可以破解这些字母组合，离破译电文就不远了。6月底的一个晚上，我正在诅咒自己为什么来中国，忽然一个答案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双写ee会不会就是11，6月的11号呢？我从这组开始推理，然后将字母从正向反向来回推导，最后我的心脏停止了，我得到了一些字，它们是：
她、光、谷物或者胯部。
为什么这些字会出现？我推测独臂匪在使用一本常见的英文书给代码加密。我通宵工作，觉得它是一本小说。为了找到密码书，我请女友淑贞陪我出席独臂匪邀请的家宴。我的工作性质尽人皆知，反而让人感觉我暗中是在贩卖军火或者在中国搞贷款。我知道这是在冒险。一再嘱咐淑贞，“他的书房在客房隔壁，没有时间翻阅就记住书名。”
当我们喝完最后一杯时，独臂匪出去执行他的公务，让漂亮的多萝西陪伴我们，机会来了。敌机不断飞过，我尽量缠住独臂匪的女人，过了几乎一辈子的时间，淑贞终于出现。
“那本书是赛珍珠的《大地》，我在十七、十八和十九页发现了你说的三个词：她、光、谷物。但是我感觉有什么人藏在黑暗中。”
我们连夜在全城寻找《大地》这本书，在一所大学里找到了。我要学生们把一百份截获的电文重抄一遍，在字与字之间留出空隙，写中文破译与英文翻译。
原来独臂匪的密码逻辑非常简单——将月份和日期的数字相加，再加上10，就是书中的页码数。比如4月1日报文的密码钥匙就在第15页：4+1+10。常用方法是用这一页中的第一行英文字母作为加密规则，再把中文电码书里四位一组的数字代码转换成密码。在我搞明白这一切的同时，学员们已经人手一册中国电码书。
所有报文的内容一点点真相大白，我听见几十种中国方言发出惊叹声。原来独臂匪是汪精卫在重庆的耳目，而中方的德国防空顾问威纳也是个两面派，有份报文指示日本的轰炸机必须在一万两千英尺的高度飞行，而中国的防空炮弹定下的爆炸高度，至少比日机飞行高度低了一千英尺。“所以，中国的高射炮从来没有打下过任何东西。”我说。
我们连夜向戴笠汇报。第二天所有的叛徒都抓起来了，德国顾问和独臂匪再也见不到下一个日出。
但是，这天晚上，淑贞在去机场的路上被淹死，有人把她坐的小船弄翻了。
1939年9月我的学员送命
军统的间谍学校举行正式毕业典礼时，毕业证是由“刀斧手”亲自颁发的。他突然要求我给学员演讲五分钟。我满脑子搜寻思路，想起当机立断的西方哲学，便引用历史典故讲起来。我断言，拿破仑之所以是一个天才的炮兵指挥官，无非是因为他总是抢先敌人几分钟到达战斗地点，配备更重的大炮。
我这段可疑的历史没有引起热情的掌声。我问林讲得怎么样，“不怎么样，顾问先生。你让他们把明天可以做的事情放到今天做，等于侮辱了中国人的传统智慧。”
然而，很快就有十个学员因为中国哲学的特点送了命。“二号”让他们扮成苦力的样子，把小型无线电发报机藏在钟里面。我极力反对带钟，并坚持要他们晚上空降到敌区。可是我的反对没有用，果然不出所料，那些男孩在通过日本岗哨时被搜身，钟被发现。你说一个苦力带个钟有什么用？一般中国人也不会带呀，于是日本人开钟检查。
十个勇敢的人都掉了头。
1940年5月捕获德籍间谍
我曾把装备齐全的无线电操作员和日文翻译派到前线各方去，但是没有用，他们都胆小如鼠，不敢靠近可以截获日本长波的范围，所以无法带回日方的电码供研究和破译。我不断要求派我去前线，但他们不给答复。最需要前线信息，它们都是经长波传递的，只能在发射地点附近收到，但他们拒绝接近危险。
我遇到一个德籍犹太人，他对中国的通讯、交通等都好奇得令人起疑，他虽然住在重庆宾馆，但不和其他外国人交流，避免在餐厅用膳。直觉他像是为日本工作，出于预感，我翻看了他的入住记录，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洪都拉斯难民身份。
此后不久，我们截取到一种新的无线电码，是用人手发出的，数字很短，没有地址和签名，也没有呼叫任何电报站，电码发出后，也没有确认信息。我们很难追查出发报地点，“二号”认为，电码是从德国大院发出来的，他认为住在那儿的玛利亚是个日本间谍，而玛利亚是我的密友。我笑道：“玛利亚什么也不会，她虽然漂亮却很笨。”
现在我和玛利亚都成了嫌疑人，因为信息太少我无法破解它。我觉得那个德国犹太人比玛利亚更可疑。我让工程师吴翻译带上我的方向接收器，装扮成苦力睡在犹太人住的宾馆外面街道上。在他被蚊虫咬了三晚后，回来时兴高采烈，“您是对的。方向接收器直指宾馆，凌晨4点有一个十三千周的短信号，跟之前的信号一样，但强多了。”我立即让人查找那个难民来重庆的行李，记录显示他有一个小皮箱和三个衣箱。
在花了一天时间教会玛利亚开锁后，我们三人开车来到宾馆。空袭警报发出恐怖的尖叫，电灯熄了。我打开了难民的房门，“如果有别人进来，就说你们约会，我在门外把风。”她在里面的时间长到令人担心，我已经开始诅咒自己为什么要来中国，还被雇主怀疑诚信和忠实。她终于出来了，全身发抖，“他有无线电。箱子里全是跟无线电有关的东西。”
晚上将军来了，他道歉说，“尊敬的顾问非常专业和忠诚，难民的发报机没收了，人已下狱。”我对翻译说，“你告诉他犯了很愚蠢的错误，不应该逮捕那个难民，应该监视他，在他的同党来重庆时一网打尽。你告诉他，我会把这个连同他对我的羞辱一起告诉一号。”
1940年7月离开中国
法国被希特勒攻陷了，世界一片混乱，日本人比任何时候都肆无忌惮。我对自己的前路犹豫不决，是继续待在这里呢，还是回美国去？
听差老韩通报一个外国客人来访。他是驻华的美国外交武官，他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我们需要你立即回华盛顿。就要对日开战了。”他接着说，“作为一个用假名帮助中国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人，如果被日本人抓到一定会被处决。你必须在一切变得太迟前成功离开，我们已为你安排了机位。”
“今晚？”
“是。”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几小时后，我登上了赴美的飞机，而整个世界正直奔战争。
